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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光明日报】天殷嘱我重斯文——记“两弹”元勋彭桓武
2015-10-14  【 】【打印】【关闭
今年10月6日,是我国核事业及理论物理领域的开拓者、奠基人之一彭桓武一百周年诞辰,他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研制立下了不朽功勋,为中国物理学发展和物理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,被誉为“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”“大家推许的大家”。

 

“回国不需要理由,不回国才需要理由”

 

    1915年10月6日,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。他靠勤奋自学,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。1935年作为“清华四杰”之一毕业后,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,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。

 

    1938年,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,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·玻恩,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,在固体理论、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,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。以他与哈密顿、海特勒三人姓氏英文首字母命名的HHP介子理论,为国际物理学界所瞩目。1945年,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,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—布里斯班奖。

 

    由于在科学研究上的杰出工作,彭桓武33岁便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,并受到几位顶尖物理学家的称赞。玻恩称赞他“天赋出众”,有“神秘的才干”;薛定锷在与爱因斯坦通信时发出“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学了这么多,懂得这么多,理解一切会这么快”的感慨;海特勒夸他是“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”。

 

    1947年底,彭桓武回到祖国。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,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。1950年,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——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,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、副所长,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,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、奠基性的贡献。

 

    曾有记者问彭桓武,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,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?他气愤地说:“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!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。回国不需要理由,不回国才需要理由!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,学成而不回国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!我是中国人,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,使它强盛起来,不再受列强的欺负。”他还作诗言道,“世乱驱人全气节,天殷嘱我重斯文。”

 

“集体集体集集体,日新日新日日新”

 

    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、核讹诈,1955年初,中央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。同年10月,彭桓武以特派实习生的身份赴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。回国后讲授反应堆理论,同时为核工业部新招来的大量工程师补“核工原理”专业基础课,培养核科学技术人才。

 

    1960年,中苏关系破裂,苏联专家撤走,我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。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理论和工程技术难关,1961年初,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(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),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“三根台柱”的彭桓武、王淦昌、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当钱三强通知彭桓武“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”时,他说:“国家需要我,我去。”

 

    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,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,加速了原子弹、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。他大力倡导“粗估”法则,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,化繁为简,缩短研究周期。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,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“九次计算”攻关,起到了重要作用,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。同时,他牵头负责中子点火技术委员会,开展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,不论年龄资历身份,大家畅所欲言、集智攻关。

 

    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,攻克一道道难关,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,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。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。在他的领导下,重视基础理论研究、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,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。彭桓武指挥,邓稼先挂帅,周光召、于敏、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,从氢弹原理、材料、结构等全面展开研究。

 

    十余年后,“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”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,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,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。但他坚决谢绝:“这是集体的功勋,不应由我一人独享。”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,并提笔写下:“集体集体集集体,日新日新日日新。”

 

“耄耋期颐,总似年轻”

 

    2006年9月25日,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为第48798号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“彭公星”。92岁的彭桓武在答谢辞中说:“回顾我这一生,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,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。”

 

    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,从早期在量子力学、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,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、凝聚态物理、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,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。

 

    “1966年至1977年虚掷光阴”令他痛苦、遗憾,彭桓武一心钻研拓扑学,以此获取内心的平和。他为此感到庆幸。当疾病过早地夺走了夫人及唯一爱子的生命后,漫长岁月里,他以超然世外地沉浸于物理世界来战胜悲伤和痛苦。有人问,独自一人生活30年不觉得孤独吗?他说:“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,不孤独!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,升华感情。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的。”

 

    1995年在“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”颁奖会上,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“不够艰苦勤奋”,并保证“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”。他说到做到,生病住院也不停歇,完成了做周培源和玻恩研究生时未完成的论文,实践他的“还债”诺言。2005年,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,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。他写诗自勉:“愿宁静而致远,求深新以升腾。惟童心不泯,耄耋期颐,总似年轻。”

 

    功成事毕,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,奖掖后辈,只做“铺路石”,不做“绊脚砖”。“两弹”突破后,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,继续理论研究工作。1978年,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,当该所刚步入正轨,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。

 

    获得“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”的100万元港币奖金,他自认为“没用处”,于是建立了一个“彭公纪念赠款”,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“两弹”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,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,直到全部赠完。

 

    在近70年的科教生涯中,彭桓武言传身教,鼓励学生“主动继承,放开拓创,实事求是,后来居上”。他的学生、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:“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,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,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。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,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,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。”

 

    2007年2月28日,彭桓武孑然一身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。

 

    彭桓武曾在《送别钱三强》一诗中写道:“科学为人民服务,核能促世界和平。忠心遵照党领导,服务竭诚终此生。”这首诗同样适合他自己,可以诠释他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,践行强国梦的心愿和行动。

   (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 刘仓理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06日 02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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